大量含鉛廢酸就地傾倒，拆解工人缺少基本防護；城鄉接合部筑土爐冶煉，停工1年仍氣味刺鼻……江蘇淮安近日查處的一處非法鉛冶煉點，4名嫌疑人一年半非法獲利超過1000萬元，當地恢復生態至少需要2000萬元。

我國是世界最大的鉛蓄電池生產國和消費國，鉛蓄電池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重超過40%。行業公認，鉛蓄電池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隱患可防可治可控，而非法回收處置環節的污染形勢十分嚴重。

受利益驅動，加之回收體系不完善等因素影響，近年來廢舊鉛蓄電池非法回收、暴力拆解、土法冶煉屢打不絕，污染觸目驚心。業內權威人士表示，每年我國至少超過60%的廢舊鉛蓄電池流入非正規渠道，數十萬噸含鉛廢酸被直接傾倒，廢舊鉛蓄電池回收處置體系亟待完善。

非法回收處置屢打不絕污染觸目驚心

從江蘇淮安市中心城區駕車，行駛約半小時，來到淮陰區袁集鄉，拐進一條偏僻無名的鄉間道路，再行駛約十分鐘，越過鹽河，在一片荒蕪的堤岸邊，一座破舊不堪、四面漏風的工廠就矗立在這里，周圍無人家，無田地。

這是淮安市查處的一處非法鉛冶煉點。雖然停工已一年，但廠區空氣中的味道依然刺鼻，地面上散堆著一些黑色乳膠狀物。這個非法冶煉點由一個大廠房和幾間工人宿舍組成，緊鄰鹽河。鹽河是淮安境內重要河流，河流穿城而過。廠房內，兩個土爐已被拆除，留下兩個大坑和一堆防火磚。四周窗戶上還依然掛著黑色的簾子。

據淮安市清江浦區檢察機關辦案人員介紹，這是非法冶煉中犯罪嫌疑人掛的，目的是為了防止外人看見里面的生產狀況。經環保部門調查，這一片土地和水都已被嚴重污染，污染物主要是重金屬和酸。

這一非法鉛冶煉點于2016年3月設立，2017年9月被查。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共投入130萬元，雇傭30余人，先后設立7個隱蔽拆解點，在不同鄉鎮回收、拆解、冶煉廢舊鉛蓄電池。

2016年發布的《國家危險廢物名錄》規定，除鉛蓄電池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渣和廢水處理污泥外，鉛蓄電池回收過程產生的廢渣、含重金屬污泥，經拆散、破碎、雜碎后分類收集的鉛蓄電池也屬于危險廢物。

據檢察機關提供的數據，其間有賬可查的記錄顯示，嫌疑人共非法拆解廢舊鉛蓄電池15000余噸。初步調查顯示，嫌疑人獲利1000萬余元，但經南京大學環境規劃研究所評估，涉案幾個區域生態環境的修復費用至少需要2000萬元。

目前，淮安當地正計劃通過公益、財政撥付環保基金等多種手段籌措資金，對受污染的土壤等進行生態修復。

超六成流入非正規渠道一些企業暗中大量采購

在查辦這一的同時，淮安市還查處了另一起非法回收、處置廢舊鉛蓄電池，非法收購的廢舊鉛蓄電池達14000余噸。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以“鉛、電池、拆解、污染”為關鍵詞搜索刑事時發現，2014年以來，查辦的類似有121起，主要分布于山東、河南、浙江、河北等地。

“我國正進入一個電池報廢高峰期，年鉛蓄電池理論報廢量超過600萬噸。”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鉛鋅分會副理事長馬永剛說，保守估算，超過60%的廢舊鉛蓄電池流入非正規渠道。

中國物資再生協會秘書長高延莉告訴記者，通過正規渠道回收的比例不到30%，大部分廢舊鉛蓄電池流入非正規渠道。另有業內人士認為這一比例高達80%。

山西省公安廳2018年初查處的一處非法冶煉廢舊鉛蓄電池窩點，涉及跨省轉運廢舊鉛蓄電池。兩名犯罪嫌疑人從河北等地收集廢舊鉛蓄電池，轉運到大同市天鎮縣夏家溝村一養殖場內，非法拆解、熔煉廢舊鉛蓄電池，并在夏家溝村隨意排放污染物。

業內人士表示，鉛蓄電池平均使用壽命為2年左右，電池由74%的鉛及其化合物、20%的硫酸、6%的塑料構成，具有較高的資源回收利用價值。據透露，大部分非法冶煉的再生鉛最終回到了鉛蓄電池生產企業，一些鉛蓄電池企業為降成本，暗中大量采購非法再生鉛。

工信部賽迪研究院、京津冀蓄電池環保產業聯盟等機構此前一項聯合調研顯示：京津冀地區廢舊鉛蓄電池回收80%掌握在非法社會源渠道，正規電池生產企業回收量非常小，且正規再生鉛企業80%的原料來自非法社會源渠道。

受非法企業擠壓正規企業“吃不飽”

大量廢舊鉛蓄電池流入非正規渠道的同時，正規處理企業陷入“吃不飽”的困境。數據顯示，早在2015年底時，我國廢舊鉛蓄電池處理能力就已達720萬噸，但再生鉛實際產量只有178萬噸。

記者調查發現，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原因：一是非法回收處置暴利驚人，擠壓正規企業生存空間。“巨大的利潤空間是廢舊鉛蓄電池非法回收、拆解、冶煉屢打不絕的主要因素。”馬永剛說，正規拆解企業是在全封閉環境下，運用自動化機械設備，對廢舊鉛蓄電池進行破碎、分選、轉化，前期投入巨大，5萬噸再生鉛產能需投資2億元以上。此外，每噸再生鉛納稅2000多元，環保成本也近千元。相比之下，非法企業不納稅、不需要環保投入、不顧及工人安全。

目前，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價格約為9000元/噸，冶煉出售的鉛錠價格超過18000元/噸。廢舊鉛蓄電池中，鉛、塑料均可回收。在不考慮回收、拆解等成本投入，以及回收塑料收入等情況下，每出售一噸鉛錠的利潤超過2000元。

因非法回收、拆解、冶煉暴利驚人，非法企業不斷擠壓正規企業的生存空間，破壞市場秩序。馬永剛說，因成本低，非法企業往往在回收電池時抬高價格，出售鉛錠時壓低價格，使正規企業兩頭受擠壓。

二是廢舊鉛蓄電池回收準入門檻高，處置企業布局不合理。廢鉛蓄電池屬于危險廢物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》第五十七條規定“禁止無經營許可證或者不按照經營許可證規定從事危險廢物收集、貯存、處置、利用的經營活動”。然而，普通廢品回收站并沒有回收鉛蓄電池的資質，許多企業難以達到危險廢物綜合經營許可證申請門檻，造成無法規范收集。同時，廢舊鉛蓄電池處理企業區域布局不盡合理。高延莉表示，目前全國具備資質的廢舊鉛蓄電池處置企業較少，主要集中在河南、安徽、廣東、山東等地，內蒙古、新疆等地沒有1家具備資質的這類企業。

三是缺乏配套政策支持，正規回收處置體系待完善。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曾指出，目前我國還未建立起廢舊鉛蓄電池規范化回收體系。

張天任表示，在法規政策上，目前僅依據《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》對廢舊鉛蓄電池進行不同環境風險的管理，尚無倉儲、回收、運輸標準、車載路線控制等一系列細則；在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上，也沒有明確的、可操作的具體舉措，難以起到防治污染的實際成效；在稅收上，存在合法正規的回收企業稅收不合理、稅收過高、退稅政策弱化等問題，使合法正規回收處理企業成本進一步增加。

多管齊下不再讓廢舊鉛蓄電池去向成謎

業內人士介紹，2011年至2014年，我國曾開展“肅鉛”環保風暴，再生鉛企業數量多、規模小、產業集中度低的現象得到改善。近年來，隨著鉛價上漲，非法再生鉛小企業、小作坊又有反彈，且“地下生產”更加隱蔽。

馬永剛告訴記者，為逃避監管，這些企業大多藏身城鄉接合部，有的還辦起“廠中廠”，即以正規工廠作掩護，暗地里搞非法鉛冶煉；有的甚至把小爐子安裝在汽車上，采取“游擊”生產方式，流動冶煉，經常更換冶煉地點。

針對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利用中存在的問題，馬永剛、高延莉等認為，應加快構建規劃有效的廢舊鉛蓄電池回收體系，完善廢舊鉛蓄電池倉儲、回收、運輸等細則，建立可追溯的管理制度；加大對再生鉛行業的環保督察力度，對非法再生鉛企業予以嚴厲打擊、整治；再生鉛利用企業需按照《危險廢物轉移聯單》規定，驗收含酸液的廢舊鉛蓄電池，禁止購買和利用非法回收的廢舊鉛蓄電池。

“對所有的鉛蓄電池進行編碼，追蹤產品流向，盡最大可能保證產品回收。”高延莉說，比如對于報廢汽車行業，每進來一輛報廢車就經過掃描，自動生產一個電池的編號，并監控電池流向，是否賣出、賣給誰，都可以做到有賬可查。

張天任建議，有關部門盡快出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實施細則，允許生產企業依托下屬網點高效開展廢舊鉛蓄電池回收業務，建立全國性的回收系統管理平臺。同時，嚴打鉛蓄電池非法產業鏈上的回收處置行為，從源頭上確保合法正規的回收處置企業走上良性發展軌道。業內人士還建議，降低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利用行業稅負，提升正規企業市場競爭力。